广式月饼简史：中国的月饼自由之路是怎样铺就的？

广式月饼简史：中国的月饼自由之路是怎样铺就的？

广式月饼简史：中国的月饼自由之路是怎样铺就的？,

　　a里月饼团购,华美月饼京东,奶块月饼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不少499.99元的月饼礼盒，还有电商店铺将月饼运费设为600元。

　　因此就有不少网友问道：对月饼的食用安全性进行严格监管是可以理解的，但至于如何包装、如何定价，真的需要相关部门定出这么具体的规定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她诞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开始说起，或许能得到一些启迪。

　　《周礼》中有提到“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粥饮食”，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有仲秋节拜月亮的风俗，但却没有说明仲秋节具体是哪一天。把农历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其实是唐朝皇帝宴赏群臣之后逐渐定下来的规矩。

　　至于月饼的出现就更晚了，至少要去到宋代。因为“饼”这个字在唐代之前是泛指一切使用小麦制作的面食，例如水煮的称为汤饼、蒸熟的称为蒸饼、炸熟的称为油饼，面条叫索饼。

　　把面团压成扁圆形后，用烘烤的方式使其香脆的做法，实际上是从西域流传到汉地的，所以最初唐代的人将之称为胡饼，大文豪苏东坡就写过：“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这样的诗句。

　　但月饼这个词的出现则更为迟些，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中，而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和中秋节赏月还未有很大关系。

　　传说元朝末年，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相约中秋举事，军师刘伯温想出计策，命令把藏有“八月十五杀”的纸条藏在饼子中，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到了中秋那天，各路起义军一齐响应。后来朱元璋夺取天下，适逢中秋佳节，便把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讯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

　　但这大概是来自说书人的虚构，因为首先起兵反元的并非朱元璋，而朱元璋最初起兵时刘伯温也未曾加入。但无论如何，在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却确实是在明代才流行起来的。

　　嘉靖年间的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提及：“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馈，取团圆之意。”万历年间的沈榜在《宛署杂记》中写道：“八月馈月饼：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

　　不过，这时候的月饼，也只是中秋应节饼食的一种统称，至于用料、做法在各地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现在中国月饼的主流派别，主要有起源于中国北方的京式月饼，起源于华东地区的苏式月饼，起源于潮汕、闽南和台湾等闽语区的潮式月饼，以及起源于广州的广式月饼。

　　广式月饼，外层皮薄而松软，馅料细滑而种类繁多，但最受欢迎莫过于表面有印花的咸蛋黄莲蓉月饼，在全中国范围也最为常见。不仅在广东地区销售，而且还大量供往全国，占据全国月饼销售份额的30%，遥遥领先于其他派别。某程度上，广式月饼在全世界，也代表了中国月饼的标准形象。

　　事实上，在中国各大月饼派系中，广式月饼形成最晚，但它的成型，却是和广州对外贸易的历史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对外贸易门户，来自西方的文化、科技、工艺大量涌入，西点的工艺自然也融入了广州人日常的点心之中，例如广州茶楼四大天王之中的蛋挞就是来自于英国贵族的下午茶点心。

　　而广式月饼的酥皮，正是受到了欧式千层饼的启发而改进的，将油酥与水油皮繁复交叠擀压，经过烘烤，得到层层叠叠的酥皮，入口即化。后来又加入了糖浆和碱，让烘烤后的月饼带着漂亮的棕红色泽，还能延长保质期，更适合长途运输，让到各处做生意的粤商们都可以随时品尝到来自家乡的味道。

　　1889年，广州西关莲香楼的创始人陈维清，在一次煲莲子糖水时，由于打瞌睡把糖水给煲干了，但他却意外发现久煮后的莲子软糯香甜，于是他灵机一动就把糊状的莲子当做馅料放进月饼里，竟然大受欢迎。城中其他茶楼，例如陶陶居、趣香、大三元等也纷纷跟进，并在莲蓉月饼中加入了咸蛋黄，令口感更加丰富。

　　广式月饼早在在民国时代就开始流行全国。有一种说法指，这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把大本营设在广州有关的，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将士中不少都是粤籍，因此广式月饼随着北伐节节胜利，传到了中国各地。

　　广式月饼在全国的流行或许与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有一定关系，但这肯定并非决定性的原因。卖相漂亮、容易运输、保质期长，才是广式月饼战胜其他派别独步天下的秘诀。

　　根据广州博物馆馆藏的百年月饼食谱记载，民国时代的广式月饼除了最受欢迎的咸蛋黄莲蓉月之外，还三十多种不同款式，不过大多数也逐渐消散于历史当中。

　　近年，中国大酒店就与广州博物馆馆合作，进行考据，重新复刻了凤凰月、西施醉月、烧鸡月、腊肠月和中豆蓉月五种月饼款式，并用清代漆盒盛载，也成就了一段文化界和美食界都叫好又叫座的佳话。

　　尽管广式月饼在民国时代就已经流行全国，但在其发源地广州，尽管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已经颇为富裕，不过却依然不是家家都吃得起。

　　我们在广州老字号陶陶居在1933年中秋期间印制的《癸酉中秋月饼价表》中，可以看到当时二十多款月饼的价格，最便宜莲子椰丝月卖0.9元一盒，最贵的陶陶居可观月卖5元一盒，而平均售价则是1.5元一盒。

　　当时广州的月饼，一般四个装一盒，一盒刚好一斤。这种斤比现在的市斤稍微大一些，因为当时是十六两秤，约莫等于现在的600克。

　　有的商家为了吸引顾客，会把月饼个头做大，一盒月饼做到一斤四两重，俗称“加头”。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月饼加七个小月饼，称为“七星伴月”。这些分量足的月饼，价格自然比较贵， “七星伴月”就卖到3.2元一盒。

　　在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夕，广州流通最广泛的货币是毫洋而不是大洋，它是清朝末年广东造币厂铸造的银币。所谓5元一盒，指的是毫洋5元。

　　毫洋因为含银量比较低，所以购买力远不如大洋，但一元的毫洋相比起现在一元的人民币，购买力依然高得多。据一篇署名玉昆的调查报告《广州近郊的农村生活》指，在1933年用4.2元毫洋就能买到100斤大米。

　　而且当时广州人的收入水平也远比现在要低得多。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出版《广州工人家庭之研究》一书记载了1933年广州劳工的月薪状况：

　　纺织女工每月月薪约11元到25元毫洋，糕饼师傅每月月薪约21元到31元毫洋，饭馆厨师每月月薪约10元到60元毫洋，工厂司机每月月薪约41元到50元毫洋，自来水厂水管工每月月薪约40元到60元毫洋……

　　当时广州市区总人口104万，其中劳工占70%左右，多数家庭每月总收入在15元到50元之间。假如这些劳工家庭为了过一个开心的中秋节，要去陶陶居买几盒高档月饼的话，那他们很可能就没钱交房租了。

　　根据1935年的《广州市平民生活调查》显示，当时超过93%的劳工没有买房，每月的租房开销在2.9元左右，也就相当于陶陶居的两盒普通月饼。

　　当然，那时还有一些阶层对月饼的价格是不大敏感的，除了官员、富商，就是教师了。抗战前的教师工资水平是颇高的，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月薪是280元，哪怕是5元一盒的陶陶居月饼对于他来说不过是“湿湿碎”。

　　即便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买月饼自用和送礼，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较大的开支，所以就兴起了一种名为“月饼会”的月饼订购方式。

　　月饼会的会员使用分期付款方式预先订购月饼。供月饼可以一份份计，也可以只供半份，一般一份数量为十盒月饼，半份是五盒。

　　因为月饼大多用来馈赠送礼，要赶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送给很多亲朋好友，需求集中且量大，所以经常出现八月十五抢购月饼和无法顺利买齐数量的情况。

　　这种方法，方便客人不用一次花较多钱买月饼之余，月饼店等生产商也可以预先了解市场需求，做好原料进货及月饼出货预算，既可以方便客人，又可以降低饼店成本。

　　但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的发展，月饼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奢侈品，无论是公司福利还是朋友馈赠，普通家庭过个中秋收到好几盒品牌月饼而吃不完也是寻常事。

　　随着食品用料和做法的丰富，以及运输和保鲜的方法不断提升，月饼品种数量也早已远胜从前很多，冰皮月饼、榴莲月饼、巧克力月饼、冰激凌月饼等等层出不穷。

　　从需要分期付款才买得起月饼，到后大家都吃得起月饼，再到现在的月饼品种越来越多样化，依然继续推陈出新。如今月饼的消费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款应节食品，而更多是作为一种人们在节日之中表达互相问候的礼物馈赠。

　　推动这一切进步的，其实都是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经济在起作用：月饼商家透过彼此自由竞争，从而对其品牌、销售方式、品类的不断优胜劣汰，但结果却是令到消费者获益——可以更容易地消费得起，也有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所以，月饼是否过度包装，定价是否过高，不妨还是交给消费者来评判和选择吧。而作为有形之手的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把对月饼的关注点放到纯粹的食品安全上会更合适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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