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抠门富翁：发月饼一块切4份遭绑架救出后怨妻子：给钱太快

香港抠门富翁：发月饼一块切4份遭绑架救出后怨妻子：给钱太快

香港抠门富翁：发月饼一块切4份遭绑架救出后怨妻子：给钱太快,

　　酥薄月饼,送月饼茶,传统月饼模具1983年4月12日上午9点，香港华懋集团董事长王德辉和他的爱人龚如心从百禄径的豪宅出发，前往位于中区的集团办公室。

　　突然，路中间出现了一辆货车挡住了王德辉驾驶的汽车前部，而另一辆轿车随后截断了汽车的退路，如同影视剧中的片场景。

　　在王德辉两面被围堵的情况下，从前后两辆车上跳下了5名劫匪，手持枪械将车门打开，两人动作麻利地将王德辉押到了前面的货车上，货车里有一个巨大的冰柜，王德辉直接被摁到了冰柜里面。

　　剩下三人给龚如心戴上了一副涂了墨水的太阳镜，让她无法看清劫匪的模样，最后将龚如心推进了后面的车里。

　　在车中，劫匪十分淡定的对龚如心说，“你想要救自己的老公就要乖乖的听我的命令，首先，要在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开设一个账户，然后给我们准备1100万美金，等着我们的通知”。

　　此时的龚如心脸色苍白，惊魂未定。她将劫匪告诉的事项牢牢地记了下来，没过多久，汽车在路边停车，然后把龚如心扔了下来。

　　就这样王德辉成了肉参（香港话里肉参也就是肉票，指的是被绑架的人）。对于龚如心来说，他最害怕的就是撕票，所以她决定不报警，听从绑匪的安排，立刻准备了1,100万美金，然后在家中等待绑匪的电线点，龚如心收到了劫匪的电话，“你去皇后大道拱北行地下室，女厕里面有一个录音带”，于是龚如心根据这个指示来到了这个公厕里，疯狂地寻找能够拯救丈夫的线索，很快她找到了这盒录音带，打开录音带，她又听到了如下的指示，“请在4月16日前把1,100万元存入你开设的账户中”。

　　龚如心按照这个指示存入了美金。4月16日，龚如心又接到另一个电话，“你去金钟东金融中心入口处，那里有一个消防箱，里面有一个纸袋，按照要求继续下一步工作”。

　　龚如心很快找到了这个纸袋，里面有王德辉被绑后拍下的照片、录音带和影像指示，根据指示，她需要把存入香港海外信托银行的1,100万美金汇到台北第一商业银行东台北分行的一个账户，这个账户开户人是詹秀贞。

　　一切完成之后，龚如心安静地等着丈夫的归来，直到4天之后，她才见到了丈夫的身影。王德辉逃过一劫，回到家中后，他不但没有感激，反而指责自己的妻子“怎么付款如此之快？”龚如心知道丈夫节俭惯了，只是笑了笑。

　　王德辉平时十分的低调，不仅老百姓对这个名字十分的陌生，就连同行很多大佬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可为何绑匪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就连勒索的金额也“恰到好处”。此事还要从王德辉的创业之路说起。

　　王德辉祖籍浙江温州，父亲是上海的面粉大王，1949年上海解放之前，王德辉和家人来到了香港，在跑马地居住，当时王德辉的父亲从事橡胶生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王德辉的父亲觉得可以趁着战争大捞一笔，于是投资了一大笔钱扩大生意，可是生意哪有那么容易，由于形势误判，王德辉父亲赔了个底儿掉，险些破产，王德辉高中毕业时正遇到家里破产，让他无心读书，于是到了父亲的华懋公司上班。

　　王德辉与龚如心从小青梅竹马长大，两人当时已经私定终身，龚如心成为了未过门的媳妇。当时很多大陆人来到香港，对粤语不是很熟悉就要借助英语沟通，因此龚如心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在培训班上，她遇到了自己的一个贵人：沈西城母亲。

　　当时龚如心和沈西城母亲关系很好，闲谈中龚如心提到自己不想和公婆同住，这时沈母很热心地给她找房子。王德辉和龚如心去看房，当时房价很低，100多平米的房子价格才3万港元，王德辉和龚如心买下了英皇道923号丽池大厦11楼的一户房子。

　　当时王德辉基本上没有交际，上海的同乡也很少来往，可自从龚如心认识了沈母，两人就经常去沈家吃饭聊天儿，沈西城父亲是一个建筑商人。王德辉向沈父提出自己想学习建筑，由于聊得很投缘，沈父当即答应收他为徒。

　　当时的王德辉连基本的建筑图纸都不会看，但是沈父将毕生所学都传给了王德辉，他甚至夸赞说“王德辉很聪明，日后一定会大有成就”，果不其然，王德辉不仅很快熟悉了建筑业务，由此进入了房地产行业。

　　王德辉当时十分的抠门，沈父曾给他介绍了一个工程师帮助他，可是没过两天工程师就走了，他告诉沈父“你那位徒弟，算盘实在是太厉害了”。原来王德辉太过于精打细算，他购买材料总是选最便宜的，办公用品简陋的无法想象，工程师要用粗细不同的铅笔来绘制施工图表，王德辉只买一支AB型铅笔，还说“如果想要粗的，笔头就弄钝一些，要用细的，就把笔头削尖”。

　　王德辉和龚如心很有眼光，很快与王父分家，出去自立门户，创办了华懋置业，正式进军房地产业，他们生意刚开始做得很辛苦，但是两人十分勤奋，他们买地、盖房都是亲自上阵，从打桩、施工、安装管线到销售，全部由两人协同完成，正因如此，他们知道挣钱十分不容易。

　　两人始终以精打细算为名，就算后来发达了，集团成员众多，每年过中秋时两人给集团员工发福利，月饼也不是一盒一盒发，而是一个月饼切成4份，每人一小块，这种做法在上流社会绝无仅有，员工们经常对如此抠门的老板有些气愤。

　　其实王德辉和龚如心并不是对外人抠门，他们对自己同样如此，王德辉喜欢骑马，骑马就要穿专用的马裤，龚如心不想买，就将王德辉自己穿旧的牛仔裤剪去边角亲自缝制，每当看着王德辉穿着不伦不类的马裤出现在富豪云集的马会时，别人总是嘲笑他太过抠门，可王德辉却从来都不在乎。

　　1967年，王德辉大肆买进了不少的土地，这些土地价格日后暴涨，使得王德辉赚了个盆满钵满，除了经营地产公司外，他又经营了一家财务公司，给买房者提供贷款服务，自己赚取利息差价，当那些供楼者供不起房贷时，他就将楼盘收回，自己进行出售，因此短短数年之内，王德辉和龚如心两人就积累起了巨额财富。

　　王德辉经营地产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他其后不断的寻找低价楼盘，大肆屯地，比如在新界葵涌、荃湾吃进了大量的廉租地皮，后来新界新工业居民区开始开发。这些地皮水涨船高，价值增了数十倍。

　　到1972年，华懋置业盈利2,500万，1975年已经能达到盈利7,000万，王德辉成为香港当之无愧的地产界大佬，但是他却十分低调，不与商界人来往，深居简出，朋友不多。

　　王德辉之所以会遭到绑架，是因为熟人作案。早年间詹秀贞在台湾做布料染色剂生意，与王德辉父亲相识，由此认识了王德辉，很清楚他的底细，甚至詹秀贞还打听到了王德辉不久前从银行取出了1.5亿港币，由于生意不景气，詹秀贞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次绑架并不是詹秀贞一人所为，她还联系了两位朋友：郑娜月和陈四海，郑娜月是已故足球名将高景贤的遗孀，当时和别人合开旅行社，经常与香港上流人士来往，而陈四海则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富二代，经常混迹于赌场，与一些黑社会人员有联系。

　　当王德辉被绑架后，龚如心按照要求向台北汇钱，钱款折合为新台币4.3亿。郑娜月分赃1.4亿新台币，詹秀贞分赃1.3亿新台币，另外1.5亿新台币则是陈四海的。

　　为了躲避抓捕，陈四海没有亲自取钱，而是把钱存到了一个叫叶荣添的账户上。叶荣添是一名香港计程车司机，和陈四海在赌场相识，陈四海邀请叶荣添帮他取钱，答应事成之后给他200万港币的酬劳，见钱眼开的叶荣添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当时，陈四海陪着叶荣添去取钱，可台湾警方早就发现了这笔不明汇款，将几人的账户都冻结了起来，事情败露后陈四海让几名参与者四散逃跑。叶荣添无处可去，很快被台湾警方抓获。被抓后，叶荣添感到很冤枉，声称自己从没有绑架过王德辉，只是负责取钱，可叶荣添并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被判处死刑，后来叶荣添不断上诉，被减刑为有期徒刑15年。陈四海和其他几名兄弟逃到了香港，菲律宾，随后被抓了回来，分别被判处了9个月到10年的有期徒刑。

　　詹秀贞得到警方缉拿的情报，提前逃到日本，此后一直没有归案，而郑娜月趁机逃到了美国夏威夷，在夏威夷做了整容手术，企图逃脱惩罚，可是当她到了迈阿密，却不幸被美国警方逮捕，投到了监狱，香港警方知道此事后要求将其引渡，可是美国警方以回香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不予引渡。

　　这次王德辉被绑案虽然付了赎金，但钱还在台湾的银行账户，于是王德辉主动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香港高院帮助其追回赃款，最终王德辉追回了80%的赎金，事后为了感谢香港警察的迅速破案，王德辉将自己在青山公路17号咪翠景花园的1栋3层洋房送给了香港警方，香港警方也很礼貌，将这栋别墅命名为王德辉别墅，这是王德辉在社会上唯一一次公开的捐款。

　　1983年的这次绑架案轰动了整个香港，王德辉被吓坏了，此后他专门花高价请了保镖保护他的安危，可是没多久，王德辉就发现保镖费用太高，而他根本用不上，似乎没有人再绑架他，于是他就将保镖们辞退了，不再养着这些“没有用的闲人”。

　　可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低调到了尘埃里，报纸上也鲜有记载，只是绑架案后才知道有这么号人，但7年之后，他依然再次被人盯上，而这位并不是一般的劫匪，而是香港警局退休探长钟维政。

　　钟维政退休之前曾看过绑架王德辉的案卷资料，因此对绑匪绑架过程中的细节烂熟于心，他觉得之前的绑匪策划的不错，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些漏洞，正是因为这些差错导致被抓，于是钟维政决定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弥补这些漏洞，以原来的方案为蓝本再次绑架王德辉。

　　钟维政于是集结了一个多达29人的团队，将其分成了5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组长，这些组长都单独与钟维政联系，各队都不知道其他队伍的情况，这5个队分别是负责盯梢、联络、通信的狗仔队2人；负责动手劫持的行动组6人；负责将肉参带出公海的船队组5人；事后联系龚如心获取酬金的交涉组1人；负责收取赎金后化整为零的收款组4人。

　　以行动组为例，当时的组长黄寿找到了5个属下，他带着这5人到野外实习训练了两周，彼此之间互不打听相互的私事，也不知道背后主谋是谁，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知道自己的绑架目标是王德辉。

　　1990年4月10日，王德辉在跑马地打完马球后，独自开车返回自己山顶的豪宅，因为自己的豪宅人烟罕至，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所以当他开到马己仙隧道时，突然发现路中间放了一个“道路施工”的牌子，王德辉十分纳闷，来的时候还没有怎么现在有了，于是停车下去查看。

　　这时，突然从道路两旁开出两辆车，在他车辆前后停下，场景与1983年如出一辙。王德辉立刻意识到，“完了，该来的又来了”，于是他赶紧逃到了自己的车上，可是两辆车上冲下来几个人动作很快，其中叫钟玉球的人第一个冲了上去，拉开了王德辉的车门，几个绑匪拿着枪、斧头，直接将王德辉绑了起来，王德辉吓的赶紧哀求，“我的钱都在我老婆那，你们要钱就问我老婆，你们无非是为了钱，请不要伤害我”。

　　可劫匪们并没有跟他多废话，他们用胶带粘住了王德辉手，将他拖出来塞进了一辆车的后备厢中，并且把王德辉的皮鞋扔掉，因为他们从王德辉的皮鞋里发现了追踪器。整个过程一蹴而就，时间很短，随后劫匪们就带着王德辉扬长而去，而王德辉的座驾也被绑匪开走，在一个码头附近推进了海里，不过最终这辆车还是被警方发现并打捞上来。

　　两天之后，绑匪们通知龚如心准备6,000万美元（折合约5亿港元），这是香港开埠以来截至当时最高的赎金，也是最大的一起绑架案。

　　4月24日，龚如心按照劫匪的要求将2亿多港元存入了香港恒隆银行的账户，这笔巨款随后又汇到了台湾第一银行，与之前的汇款操作完全一样。可是令龚如心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她再也没有看到王德辉回家，从此之后王德辉了无音讯。

　　虽然钟维政自认整个过程天衣无缝，可这群人还是落网了，而破案过程更是好玩，完全是台湾警方误打误撞破获的，破坏案件的关键人物名叫陈麒元，陈麒元是钟维政收款组的成员，组长为钟华，组员为陈麒元，杜史存、钟维政的儿子钟志能。

　　钟华是从大陆逃到香港的，在一家汽车公司中当经理，杜史存是台湾的黑帮分子，也是一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钟志能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在香港没有正式的工作。

　　陈麒元1949年出生在香港，高中毕业之后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陈麒元免试进入调查局调查班14期受训，受训后成为了调查局的正式员工。

　　台湾的调查局职责是维护台湾安全和打击社会重大犯罪案件，同时也承担了一部分的情报工作，成为调查员之后的陈麒元回到了香港，专门负责香港前往台湾人员的身份核查工作，这个工作接触的人很杂，也很利于从各个渠道收集情报。

　　与此同时，台湾的另一个机构国安局也看中了陈麒元，接纳他成立特工，国安局的行政地位比调查局要高，所以有些行动调查局要听国安局指挥，可对于陈麒元加入国安局的情况，调查局却始终不知情。

　　当时陈麒元认识了钟维政，发现钟维政想要绑架王德辉，于是主动向上级汇报了这个团伙的情况，可是在深入了解到钟维政的绑架细节之后，陈麒元被这个计划吸引打动，从信息搜集者成为了计划实施者，而此时国安局把监视杜史存的任务交给了调查局，调查局调查了几个月的时间，都没发现杜史存有任何的特殊行为，一直到4月中旬，情况发生了改变，杜史存到台中中正机场接待了两个从香港来的男士，他们在台北忠孝东路的山多利饭店住了下来。

　　其实，调查局并不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钟华，另一个就是陈麒元，调查局调查了半天，都没有发现陈麒元其实是调查局的正式员工，钟华到的第2天，钟志能从香港赶来会合，第3天，行动组组长黄寿来到了台湾。

　　调查局发现四人的行动之后一直紧紧盯梢，直到4月17日，四人退掉了山多利饭店的房间，又到了天成饭店居住，又过了几天，他们又住进了来来饭店，还买了100多个纸箱。

　　此时的调查局一头雾水，他们怀疑几人正准备购买离开。4月26日四人开着小货车先去了第一银行大安分行，又去了台湾银行，但具体做什么调查局并不清楚，只是返回时从车里搬下了好多纸箱。

　　调查局觉得几人有逃跑的迹象，于是向上级申请批捕几人，很快得到了批准。当调查局闯入来来饭店，将几人抓获时，调查人员打开了房间中央的几十个箱子，立即被里面的东西震惊到了，那里面根本不是什么，而是一张张数额巨大的钞票。

　　调查人员当时傻了眼，立刻打开摄像机进行全程录像，以保存证据，因为他们害怕这几个人说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偷偷拿走钞票，所以必须要澄清自己行动的整个过程。

　　经过盘点，这些钞票一共为4亿7,384万新台币，重量为540公斤，因为行动仓促，调查局没有地方存放，这些现金只能暂时堆在调查局的总部康乐室里。

　　这么多钱放在总部，无疑是一个定时炸弹，调查局不是军事重地，没有保安，更没有人员看管，于是他们果断向警局请求支援，警局派出了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守卫这堆钱的安全，第2天，这笔钱转运到了台湾银行金库，这时调查局的领导才终于放下心来，他们面临的下一个问题便是审讯。

　　可是被拘留的这几个人嘴巴都很硬，他们知道自己没违法，只是凭空多了4亿多钞票，无论如何调查局也奈何不了他们。

　　调查局无法从这些人口中获得线索，只能查看这些钱的来源，他们去了第一银行大安分行，发现汇款行是香港恒隆银行的一个账户，金额为2亿6000多万港币，约合8亿7929万新台币，第一天，他们去取钱，银行没准备那么多现金，只让他们取走了3亿8314万新台币，这些钱让杜史存带走了，剩下的钱第2天再去取，而这些钱就是刚刚查获的这堆钱。

　　很快，调查局查明了香港恒隆银行的账户，开户人名叫陈松德，经过仔细调查，陈松德只是香港和台湾地下金融的一个从业者，对案件没有太大的帮助。4月29日，杜史存携带的1亿8400万新台币被查获，随着证据越来越多，调查局却疑惑了，这些人究竟准备用这些钱做什么？购买吧，似乎用不了那么多钱；贩毒吧，似乎各大毒枭最近也没有什么动静，那么这些钱究竟有什么用途呢？此时调查站主任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终于有人说出了两个字：绑架。

　　这么多的钱只可能涉及到绑架，于是台湾调查局联系了香港警察，彼此交换情报，立刻获得了重要的情报，香港富豪王德辉被绑架，音信全无。有了这个关键信息，接下来的审讯便十分的迅速，5月10日，香港逮捕了钟玉球几名共犯，但钟维政和黄寿却逃跑不见，时至今日都依然没有抓捕归案。

　　除此之外，王德辉的下落成为此案关键，陈麒元曾交代案情，说“王德辉被藏在了一个渔船上，在公海上四处游荡，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不久，钟维政的船队组5人全部落网，他们说“在渔船进入公海时，见到过中国军舰，当时比较害怕，慌忙之间就将王德辉扔到了海里，因此王德辉大概率已经死了”。

　　不管怎样，最终王德辉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1999年7月8日，香港高院宣布失踪九年的王德辉已死，他的家属可以进行遗产认证手续。

　　在这起案件中，钟华、陈麒元，杜史存都在台湾被判处无期徒刑，钟志能寄藏赃物被判了两年半。而28岁的钟玉球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三个多月，听到宣判后，妻子泪流满面，晕倒在地。

　　2001年，钟玉球刑满出狱，那时他已经40岁了，刚出狱，龚如心就派人将他接到了华懋大厦办公室，龚如心对他说了这样一句线万，如果你能告诉我王德辉的下落，这笔钱就是你的”。

　　但是钟玉球满脸遗憾的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警局的口供都已经有一人高了，我没有什么能补充的，这种钱我没办法挣，对不起，王太”。随后钟玉球转身离开了龚如心办公室。

　　在王德辉被绑后，龚如心接下了华懋集团的管理权，将它越做越大，但在龚如心心中，比钱财更重要的是丈夫的性命，她始终期盼着丈夫活在人间，有朝一日会回到自己身边。王德辉被绑后，他办公室没有丝毫的改变，一切都像他没有离开一样，龚如心也穿起了短裙，梳羊角辫，他说“这是王德辉此前最喜欢的装扮”。

　　2007年4月3日，龚如心因病去世，去世时，她留下了830亿港元的巨额财富，她讣告是以丈夫的名义刊登的，在讣告中，王德辉的名字没有打上去世的黑框，而是以“先室”来称呼她，由此也看出龚如心对王德辉的爱究竟有多么的海枯石烂，王德辉遭遇的两次绑架成为龚如心一生无法治愈的痛，而龚如心生前一直热衷于公益，她说“我已经立下遗嘱，除了照顾老人家所需的费用外，其余的钱都会划入定下的基金作慈善用途”。

　　王德辉低调得让人难以想象，可依然没有逃脱被绑架的命运，而龚如心却一直在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令人感动。